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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柬埔寨一群挣不到钱的中国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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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207 | 回复0 | 2020-11-6 22:25:0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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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埔寨农民工群体
70后/80后
人均被拖欠5万多元工资

作为男人的“他”之前,他是某人的父亲、儿子、丈夫。

我们通常称“他”为家里的顶梁柱,但是从不思考顶梁柱的精神世界。

他们是最普通的农民工,无非是加上了一个海外劳工的标签,就让他们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在乎什么劳动法,不要求保障,不追求美金,他们只在乎每个月能寄多少薪水回家。

干最脏最累的活,吃三包泡面将就一天,无非是为了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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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后来,变成了活命。

然而出国务工一年到头,他们没挣到一分钱。

人们常说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。

而他们,拿不到钱绝不回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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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华:被杀心反噬

陈华来自江苏的一个农村,今年已经四十多了。

人到中年,面临的不只是中年危机,更多的是来自对身体和家庭的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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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华像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,发福,身体大不如前。他也像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,没什么本事,碌碌无为。即使如此,他也仍旧是家里的顶梁柱,虽然他也感到自己的肩膀其实没有那么坚实厚重,还是得咬牙硬撑。

陈华除了作为一个窘迫的中年男人之外,他还是一双年过70身体逐渐衰微老父母的器重儿子、一个勤劳农村主妇的可靠丈夫以及一个正值高二学生的威严父亲。这层层递增的责任,是陈华肩上的三座大山。

陈华掌握着家里的话语权,为了挣钱,他决定出国务工。

而在此前,他也的确看到那些老乡挣了许多美金回来。他们风光无限,陈华不在乎,但他们出国挣的真的比他在国内拼死拼活打零工挣得多。

这是他头一次出国打工,家人不同意,但身体不好的父母已经70多岁,老婆除了要照顾家人还要种地补贴家用,孩子在上高二……家里各种花销不能停。

陈华只想多挣点钱,他想着反正柬埔寨离中国不远,到时候想回来也可以尽快回来,但他根本预料不到后面的疫情——更想不到会被拖欠工资,一年到头甚至连机票钱也拿不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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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能往家里寄钱,又不敢跟家人说明实情。

每天靠着3包方便面填肚子,陈华满脑子都是想着尽快拿到15000美金的血汗钱回到家,此后再也不来柬埔寨。

那时的陈华,已经起了杀心。

只不过,这个杀心最后反噬到了自己身上。


10月14日,陈华跟着工友聚集在他们亲手搭盖的工地大楼前,拉横幅讨要薪资,当时甚至惊动了区长,那天他们没要到一分钱。

10月19日,没有人来。

10月20日,也没有人来。

10月21日,陈华睁开眼,只感觉到绝望。他意识到,就这么干等,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。

下午1点半,陈华离开宿舍,爬上了他亲手搭建起的22层高楼,接着他睁着眼睛站到了楼顶最外侧的脚手架上。

这一次,就像以前无数次稀疏平常的施工一样,但他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,只觉得坦然而放空。紧接着一腔怒火从他的喉咙里迸发出来,他撕心裂肺地朝着天空喊着“给我钱、给我钱”!

几分钟后,几个工友跑上楼顶劝他。但陈华,不想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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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穿着印着广告的黄色工作服,微微佝偻着腰,面对着苍茫低沉的天空,然后又将头低了下去。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表情,就连他自己,也看不清。

风灌进他的衣服,让他浑身打颤。周遭的声音很嘈杂,楼底又开始有人拉条幅讨薪。

陈华意识到,自己成为了一块醒目而庄严的背景板,为讨薪添上了警示威胁的意义。

但他不在乎,一个中年男人到如此地步,陈华早已顾不上体面,甚至能不要性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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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片“无良开发商,还我血汗钱”的呼声中,陈华几近晕眩。

那么多看客在看他们的笑话,可是他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。

陈华意识到,在柬埔寨,人命比纸薄。

当地时间六点多,陈华还是回到了平地。

但这事,永远没完。

刘峰:从人沦为资本家踢的“皮球”

(应刘峰本人要求,本篇章实名)

2019年11月,刘峰花了6000元中介费,来到柬埔寨打工。

当时好多人羡慕他,那么好的大公司,还能去国外溜达,最主要的是挣美金!

刘峰也曾沾沾自喜,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,他一百度公司的名字,闪亮的公司标志就映入眼帘——别提多有面子了!

但是实际到了柬埔寨,待遇还是跟之前中介承诺的多少有点出入,比如押一付一,最后直接变成押三付一。但是他不在乎,只要能挣钱,就好好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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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通过分包公司的劳务合同来到总包公司的工地干活,为柬埔寨一号公路的建设挥洒汗雨。

他搞不太懂总包分包的关系,反正都是正规的大企业,有奶就是娘,发工资他就干得有劲。

起先,分包公司承诺每个月给他们按工种发6000到10000元不等的工资,包吃包住。

可后来,刘峰连续3个月没领到工资。

分包公司狡辩工资是“押三付一”,即押三个月的工资,付一个月的工资。

刘峰云里雾里,觉得可能真有这样的规定,于是被蒙混过关。

2020年2月底,刘峰估摸着可以发工资了,于是跟工友去领工资。

这次分包公司的财务告诉他们,老板回国了暂时无法发放。

刘峰开始觉得不对劲。


3月,老板回了柬埔寨,工人们堵住他,他终于结了2019年12月的工资。

但后来分包公司发工资就像挤牙膏,直到今年6月和7月,才分别发放了1月和2月的工资。而余下的2019年11月、2020年3月至8月的工资,刘峰一分钱都没见到。

工人们只能联合起来去找总包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要说法,但对方表示,根据合同他们只能把款项结给分包公司。

一时间,刘峰又陷入了“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”的哲学迷局,可是他不管是谁,只是想要工资。工资对他而言,就是救命钱。

他的一生,就在为这几个钱奔波。

他开始觉得自己不像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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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峰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软塌塌的皮球,被总包分包踢着走,越来越泄气,越来越踢不动。

可生活这场球赛,还是要继续。忍不了,他就要被换下场。

然而在柬埔寨,还有无数个陈华,无数个刘峰……

有的陈华,站了出来,还是被当做背景板。

有的刘峰,死磕下去,还是陷入“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”的伪命题。

但古今中外,农民工群体,从来都是弱势群体。

他们一旦走出国门,就连《劳动法》都保护不了他们。

他们文化水平不太高,基本都不会外语。

他们在柬埔寨抛头颅,洒热血,搞基建,把血汗奉献给柬埔寨。

最终换来的,却是整个群体的悲恸和创伤。

就连触底反击,也显得如此无力。

作为中年男人的“他”之前,他们还是某人的父亲、儿子、丈夫。

他可能还是家中的顶梁柱。

人们会对顶梁柱嘘寒问暖,为他保养,为他加油鼓劲,偶尔也劝他卸下一些负担,可是他们不会在意顶梁柱是否就愿意顶着这个家。

没人问,你想不想做一块别的木材?你想不想不做木头,做别的?

人情社会与现实蚕食着顶梁柱们的肩膀,家人有时候也变成了帮凶。

顶梁柱是某人的父亲、儿子、丈夫,即使是如此威严正统的身份。

挣不到钱,他们依然不敢回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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